中国主义与现代家具-实木家具
发布人:巴克庄园 发布时间:2017-11-14中国主义与现代家具-实木家具
关于家具的风格您可能听过很多,今天就从家具史来给您讲讲中国主义与现代家具,下面就跟随小编一起来了解下吧。
由荷兰建筑师里特维尔德于1917-1918年间所设计的红蓝椅(Red and Blue Chair),在现代家具的发展中有着划时代的意义,历史学家、传记作家和设计师都花费了大量时间,试图找出其设计思想的真正来源,或者说其原始构思究竟与哪些文化因素有关。红蓝椅表达了一种基本的“非静态的”构成准则,后来,凡·陶斯伯格(Van Doesburg)对这一准则作了系统的阐述,蒙德里安(Mondrian)后来也很不情愿地接受了这一观点。那么在里特维德的设计生涯中,为什么会在1917-1918年间突然设计出具有划时代意义的红蓝椅,从而揭开了现代椅子设计的新篇章?这至今还是个悬而未决的问题。当然,除此之外还有许多有关的其它问题有待我们去研究,比如说与机械的关系、与其它国家当代艺术之间的关系、里特维德与包豪斯的合作等,这些问题都非常重要,值得重视,不过为什么没有注意一下里特维尔德与中国文化或者更直接地说与中国古代家具之间的关系呢?事实上红蓝椅与中国宋代的一种椅子有着直接的关系。可以说,就设计构思而言他们几乎就是一样的,这是不是一种巧合呢?如果考察一下当时中国与荷兰之间的文化交流,就不难看出这并非完全巧合。恰恰就是荷兰在中国明代在对中国进行殖民扩张的过程中打开了中国的大门,从而开始了中国与欧洲之间文化交流的新阶段。尽管后来英国和法国取代荷兰成为与中国在文化和其他方面交流的主要国家,但荷兰在欧洲与中国的关系中始终占有很重要的地位。这些交流使得欧洲和美国的中国风一浪高过一浪,他们各自带有不同的中国文化信息,就家具设计而言,这些信息包括从清式家具的装饰母题到明式家具的简洁性和功能性,从宋式家具的设计思想和创新精神到明式家具的精湛工艺和材料运用的合理性。
那么自本世纪开始至今,中国主义在现代椅子设计的发展进程中到底起了哪些作用呢?目前多数学者认为,世界家具的历史主要是欧洲家具的历史,我认为这种观点是完全错误的,事实上世界家具主要是由两大体系组成的:欧洲家具体系和中国家具体系,至少从体系本身的成熟程度、体系的特征以及在世界家具尤其是现代家具的形成和发展过程中所起的作用等方面来看,他们同等重要,具有相同的地位。由于受有关中国古代家具资料特别是元代以前资料的限制,至今还没有一本完整的中国古代家具史。自1949年以来,中国在考古方面取得了辉煌的成就,也许现在正是学者们借助于这些成果开始和完成这项工作的时候。
总之,正是里特维尔德首先真正地向着简洁而又更为功能化、风格化、更具创新的现代椅子设计迈出了第一步。从那时起,在世界各地所设计和生产的现代椅子中,也许有一半或多或少、明显或不明显地受到过他的启示,这些启示不仅仅来自于红蓝椅,还有许多里特维德设计的其它椅子,比如1927年设计的单一构架椅(one-piece moulded chair)、1934年设计的“Z”形椅(Zig-Zag chair)和平民椅(“Poor Art ”chair),从这些作品中也可以看出中国宋代家具的某些影响,他们不仅在现在,即使在将来也将具有深远的意义。
格罗庇乌斯于1919年建立包豪斯学校,从某种意义上讲,是麦金托什、赖特和里特维尔德所倡导的现代椅子由“感性”向“理性”的转变的必然结果。有一批天才的设计师如布劳耶、密斯以及他们遍布全球的学生们的支持,包豪斯对包括家具设计在内的许多方面都产生了广泛的影响。虽然不能肯定包豪斯与中国设计文化之间有着直接的联系,但是可以肯定两者之间存在着许多非直接的关系,另外,包豪斯与诸如日本水印画等东方设计之间也有很多联系。
尽管包豪斯宣称在设计思想上排除一切传统,但也许只是指欧洲传统,而不包括其它的传统。事实上,包豪斯家具的设计方法与设计标准与中国的宋式和明式家具几乎相同。这是否是一种文化上的巧合呢?中国古代家具是否直接导致了现代家具在设计方向上的某些基本改变,这虽然仍是一个问题,但是中国明式家具深深地影响了一些欧洲设计师却是毫无疑问的。
由包豪斯所创立的国际式在30年代已被传遍了全世界,虽然受到尊重并被广泛地引用,但也有人提出异议,在斯堪的纳维亚,针对国际式冷冰冰的格调与机器般的精确,出现了一些修正建议,设计师们感到这种钢木制成的、具有严格几何体和纯粹功能化的家具太缺乏人情味。而他们基于家庭、自然、住房和传统文化的价值观,设计了虽也受国际式影响的家具,却更具温情、更富人情味,是一种与中国人相同的更具生活情趣的自然风格。出于和中国人一样的对温暖的自然的木材的崇尚,许多斯堪的纳维亚设计师在设计和制作他们的作品时喜欢参考中国的实例并从中汲取灵感也就不足为奇了。
丹麦现代设计师们为什么能设计出杰出的“中国式”家具?要解释这一点,除了考虑其优良的传统木材加工工艺以外,还有一个重要事实不能忽视。几百年来,人们撰写出版了很多形形色色的世界家具史,但只有丹麦设计师奥利•瓦歇尔(Ole Wanscher)在1932年撰写出版的关于世界家具史的书籍《家具的类型》(《Mobel Typer》)中,首次确立了中国家具在世界家具体系中的地位。这一事实至少可以被理解为,一些丹麦设计师已经较早地认识到了中国家具设计的价值和启发作用。自那时起,世界上有关家具史的书籍都为中国家具体系留出了一定的版面,尽管这些版面并不总是那么充足。
众所周知,今天的斯堪的那维亚家具形式植根于闻名世界的“瑞典现代风格”(Swedish Modern),而瑞典风格本身又受包豪斯纯粹功能主义的影响。尽管瑞典本身也是因研究中国文化而著名的主要国家之一,但是几乎没有人注意到“瑞典现代风格”中的中国元素。从马姆斯滕(C.Malmsten)、勒威尔伦茨(S.Lewerentz)、艾斯布朗特(E.G.Asplund)和马松(B·Mathsson)的作品中,不难发现某些“中国主义”元素使它们受到世界的赞赏。在丹麦,凯尔·柯林特(Kaare Klint)推出了一套新的关于家具设计的思考方法,这套方法是在对人类解剖学、行为学进行技术性研究的同时,也研究并引用了其他文化体系中最好的家具实物如埃及、英国和中国家具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柯林特相信,包豪斯在拒绝过去传统的同时也牺牲了许多好的东西。他让他的学生们对各种家具进行研究,从中寻找功能要素,在对他们的发现进行分析和考察后,设计制造出新型的式样。因此,许多新家具形式的产生并不是通过新发明而是通过对旧形式的更新而取得的,从而使得40和50年代的斯堪的那维亚家具如此的与众不同,而且驰名世界。丹麦的柚木式(Teak Style)家具与中国明式家具有着相同的思想,这种风格经过汉斯·威格纳(Hans Wegner)、芬·居尔(Finn Juhl)、彼得·哈佛德(Peter Hvidt)等人的努力而受到世人的关注。柚木式家具的木料是手工加工的,边和角都呈曲线,而且非常平滑,工艺十分精良,这也正是这种设计风格的主要特色之一。比如汉斯·威格纳,他的 “1946中国椅”(China Chair in 1949)“1949之椅”(The Chair in 1949)“1950之椅24号”(Chair 24 in 1950)等等,都直接以中国明式椅子为原型,其靠背的形状、顶部和展宽部分呈曲线形的靠背立柱、椅背中间“Y”形的靠背板,这些元素都源自中国的家具设计。
在现代家具设计运动中,谁也不能忽视“芬兰学派”(Finnish School)。也许芬兰的设计是间接受中国传统文化影响的一个典型例子,其作品简洁、实用、舒适、工艺精良。芬兰的现代家具为世界造就了一大批伟大的设计师,如老沙里宁(Eliel Saarinen)、阿尔瓦·阿尔托(Alvar Aalto)、约里奥·库卡波罗(Yjrö Kukkapuro)、约里奥·威勒海蒙(Yjrö Wiherheimo)等等,从他们的作品中,无意间总会透露出一些东方的意匠——直接的或者是非直接的中国意匠。为什么会这样?这仍有待于进一步的深入研究。与欧洲家具体系一样,中国家具经历了一个长期的发展过程,从原始型态到成为完整的体系,形成了许多成熟的风格,其中最为重要的是宋式(10世纪~13世纪)、明式(14世纪~17世纪)和清式(17世纪~19世纪)。
在欧洲家具体系的中国风和中国主义中,我们很有意思地发现,不同地区、不同时代的设计师表现出对中国家具的不同兴趣。在工业革命之前,不管是在英国还是法国,设计师们明显地倾向于清式家具,尤其是清式家具的装饰主题和装饰方法;工业革命以后,设计师们开始热衷于明式家具,但同时也没有忘记清式家具的某些构造方式和装饰母题;自本世纪以来,随着越来越多的明代以前的中国家具的发现和出土,一些现代设计师开始把注意力转移到充满着新思想和创造精神的宋代家具上,并从中受到了某种启示;随着现代国际式的传播,明式家具又一次受到了设计师们的青睐,用以缓和国际式的生硬和冰冷。
家具的历史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它与材料、气候、地理环境、科学、历史、商贸、社会环境、宗教和文化交流等有着密切的联系。欧洲家具体系直接起源和发展于埃及和希腊,相比之下,中国家具体系的出现和成熟则几乎是独立的,而且是按着循序渐进的模式发展的。中国家具不仅与中国建筑有着密切的关系,而且和中国的绘画、书法以及其它传统工艺和艺术之间有着不解之缘。最有意思的是,中国家具的发展也许还与某些神秘的性生活需要有关,这些春宫内容在大量的中国古代木刻版画和绘画作品中很好地保存了下来。比如,某些奇怪的中国椅子和许多在世界各地普遍使用的躺椅系列,都能够从中国的春宫画中找到它们的原型。
任何一种新的风格,都会有其明显的或隐含的历史渊源。作为世界家具发展中两种主要体系之一的中国家具,在现代家具演进的每一个过程中都做出过特有的不可缺少的贡献,中国与欧洲之间的任何文化交流都会给设计思想的诸多方面带来新的变化,这是非常符合逻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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